亚非作协、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被遗忘的第二、三世界纽带

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冷战想象成两种平等力量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抹杀了各种第三世界,也夸大了苏联相对于美国或西欧的能力。即使在巅峰时期,苏联的经济也只占美国的一半。东欧苏维埃集团国家在经济上也不是西欧的对手。此外,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网络,以及他们强加的语言和学校教育,使得新的去殖民化社会在文学等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结构性的依赖。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世界文学共和国的统治相当稳定。因此,虽然有崛起的第三世界的道德资本和苏联官方文化机构的物质支持,但这种打造一个囊括苏维埃集团和第三世界的文学领域的努力面临着更强大的力量,最终还是失败了。

学者Rossen Djagalov通过探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新角度,本文是对他的采访,原刊于LeftEast,经Rossen Djagalov授权澎湃新闻刊发中文版。

如果没有“第二”世界,会不会有第三世界?当然可能会有,但看起来会很不一样。关于这些地缘政治阵营及其社会和文化组成的历史,大多是从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来写的。然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相互依存关系不仅从共同的术语(nomenclature)中可以看出,而且从它们在1990年前后几乎同时消失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

Rossen Djagalov的新书《从国际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学和电影》(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2020年)通过讲述冷战时期声称在文学和电影中代表第三世界项目文化形态的两个故事——亚非作家协会(1958-1991)和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1968-1988)——来解决这一历史盲点。它们吸收了来自苏联高加索和中亚的作家和电影人,并得到苏联的广泛支持,使这些组织与苏联的国际主义保持一致。

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这些文化联盟从来没有实现它们所宣称的目标——在文学和电影上从西方独立出来。但是,它们确实建立了恩古吉·瓦·西翁戈(东非作家)所说的“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沿着这些纽带,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的后殖民作家、文本和电影可以在非西方世界流传,直到冷战结束。在这一历史重构过程中,《从国际主义到后殖民主义》颠覆了苏联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之间的传统关系:它不是通过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后)苏联经验,而是记录了后殖民理论及其伴随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被苏联经验塑造的多种方式。

《从国际主义到后殖民主义: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学和电影》。下面的图片都来自本书,由作者提供。在您的书中,您对第三世界和苏联国家之间的文化相互依存关系很感兴趣。您是如何对这样一个话题产生兴趣的?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状况如何?Rossen Djagalov: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是在苏联档案馆里产生的,当时我正在那里做相关课题的论文研究。发生的事情是,在我的大脑中完全占据不同隔间(compartment)的恩古吉·瓦·西翁戈或乌斯曼·塞姆班(塞内加尔导演、编剧,被称为“非洲电影之父”)等典型的后殖民主义作家,不断在苏联作家协会的各种报告中出现。在苏联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档案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等待着我。我对这些并列(juxtapositions)的疑问不断增加,也越来越复杂:这些作家和电影人是如何进入苏联轨道的?他们在苏联参加作家会议、电影节或大学学习期间看到了什么?他们的文本/电影有多少在苏联被翻译/放映,谁读/看了它们?俄罗斯/苏联文学和电影制作对他们的作品有影响吗?他们试图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跨国文化形态是否影响了全球文学和电影的流通模式?在第二和第三世界结束后,这些交流的遗产是什么?这些冷战时期的形式与当代后殖民主义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对其中一些疑问回答得比其他疑问更好,我还在努力。

关于第二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学术研究,历史学者已经比文学或电影研究走得更远。Odd Arne Westad的《全球冷战》(2005年)引入了一个框架,打破了之前的两极模式。我个人最喜欢的Vijay Prashad的《更深色的国家:第三世界的人民历史》 (2007年),它以精彩的话开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项目”,接着描绘了这个项目及其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互动。在文学和电影方面,学术研究来得比较慢。也许我想到的两个例外是Robert Young的《后殖民主义:一个历史介绍》(2001年)和Masha Salazkina的《爱森斯坦在墨西哥》(2009年)。过去十年来,在斯拉夫主义者采用世界文学/世界电影框架和后殖民学者加速重新审视自己领域的历史之间,关于这一主题的优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后)苏联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之间的对话也卓有成效。我写这本书的乐趣之一就是有很多来自双方的对话者。

虽然你的研究的主要部分涉及冷战,但在第一章中,你把重点放在早期苏维埃国家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对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性上。我们知道,后者组织了东方人民巴库大会(1920年)等活动,并建立了东方劳动者大学(1921-1938)等机构。文化问题对布尔什维克对(半)殖民地世界的参与有多重要?

东方劳动者大学学生的合照,1933年。Rossen Djagalov: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与殖民世界接触的第一阶段发生在战争间歇期,比始于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的第二阶段更为重要,尽管在后一阶段,苏联在支持独立运动和新的去殖民化国家方面的投入大得无可比拟。即使在战争间歇期,人们也能发现布尔什维克的反帝主义有很多毛病:对被解放者的家长制和对历史的战略性理解;日益增长的大国逻辑和不断地改变立场。然而,在对他们扔石头之前,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间歇期的苏联是一个不仅口头上谴责帝国主义,而且投入大量金钱的国家。即使我们无保留地接受对布尔什维克对殖民地的意图及其具体工作的批评,十月革命对(半)殖民地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在那里,十月革命不仅被解释为一场反资本主义革命(如西方那样),更是被解释为一场反帝起义,因而成为中国五四运动、印度不合作运动、1919年埃及革命以及随后几年大量反殖民主义活动的主要灵感来源。

作为苏联早期反帝国主义行动的一个有意(deliberate)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毕竟,苏联和殖民地世界之间的网络主要是秘密的,这些网络为文化提供的空间很小。然而,俄罗斯/苏联的文本确实流入了(半)殖民地社会,通常是通过迂回的路线和多种翻译,而且无论是在1917年之前还是之后写成的,它们都带着俄罗斯革命的光环,象征性地展示了一种替代西方的现代性。阅读这些文本的(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它们进行了解释,以适应他们特定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斗争。

牙买加作家克劳德·麦凯在第四届共产国际大会上发言,内容是他的《关于黑人问题的报告》,1922年。20世纪30年代,苏联对(半)殖民地世界的兴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Rossen Djagalov:发生变化的是斯大林主义的巩固以及欧洲地缘政治。战时反殖民工作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其执行委员会的东方秘书处,以及附属机构,如反对帝国主义联盟和东方劳动者大学内部实施的。当共产国际在1910年代末首次出现时,它是一个与人民外交委员会(苏联外交部)相当不同的实体。例如,它对英法两国组织的支持,以及对其殖民地反殖民主义起义的支持,与苏维埃国家为争取欧洲主要大国承认而做出的外交努力背道而驰。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使共产国际变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尽管共产国际在1943年被正式关闭,很可能是为了向盟国示好,但自1937-1938年以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已经被永久削弱。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失去了许多来自(半)殖民地世界的常驻员,失去了这些网络以及许多关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专门知识。苏联早期反殖民主义在1930年代衰落的背后还有一些国际因素。正如Fredrik Petersson在他的反帝国主义联盟史中展示的那样,1933年纳粹在德国的接管导致联盟失去了柏林总部,从此再也没有恢复。针对纳粹主义的兴起,采取了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进一步损害了反殖民主义的国际主义。虽然这一政策在欧美常常被誉为成功,但就反殖民主义活动家而言,人民阵线事实上意味着苏联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结盟反对德国,从而对他们的事业不感兴趣。总的来说,对欧洲战争的预期使苏联领导人的兴趣从反帝国主义转移走了。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否改变了苏联国家对(半)殖民地世界的认识方式?这种改变对文化生产有什么影响?

Rossen Djagalov:直到斯大林死去,慢慢地开始了去斯大林化,苏联国家才得以再次进入反殖民政治的领域。在此之前,即使是1947年次大陆非殖民化这样的重大事件,在斯大林时代后期的外交政策中也几乎没有带来影响。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出现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内的形式调整,而不是一个新的、潜在的非资本主义第三世界的开始。万隆会议揭开了这个世界的序幕,惊动了苏联外交政策机构,使它们行动起来,带来了对反殖民政治的新投资。然而,苏联反殖民政治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长达二十年的距离以及这些政策的曲折,成功地使许多独立运动与莫斯科疏远了。此外,在与(半/后)殖民世界接触的第二阶段,苏联失去了对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言论的垄断:这种言论现在来自许多方面,特别是来自第三世界项目本身,它成为反对殖民主义的主要道德声音。

除了苏联的贷款和经济援助、专家和军事支持外,苏联反殖民主义的第二阶段还包括一个重要的文化组成部分,一个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翻译成俄语和苏联其他语言的大规模计划,还包括积极向来自这些大陆的作家和电影导演“求爱”。毕竟,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继承者,苏联国家,乃至其官方机构,都是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它相信文化,尤其是文学,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改变整个社会。他们惊人地将这一信念外推到与自己的传统和结构迥然不同的社会中。按照冷战的逻辑,这种投资必然得到西方方面的回应。中情局之前从来没有被抓到支持文学;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众所周知中情局补贴了横跨五大洲的整个文学杂志帝国。正如Monica Popescu和其他一些学者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投资改变了后殖民文学的结构环境。尽管冷战给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来自这些大陆的作家却是冷战的一些主要受益者——读者也是如此,因为苏联集团和西方国家试图尽可能广泛地(因而也是廉价地)发行“他们的”文本。文学是冷战的主要受益者之一,特别是在后殖民世界。

1958年10月,W·E·B·杜波依斯(美国非裔作家)、纳齐姆·希克迈特(土耳其诗人)、茅盾等几位重要人物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亚非作家大会上相聚。为什么在塔什干举办这次活动很重要?与会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对方的作品?

W·E·B·杜波依斯、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马杰蒙·迪奥普(塞内加尔政治家)、周扬、茅盾在1958年塔什干的亚非作家会议上。Rossen Djagalov:选择塔什干作为1958年首届亚非作家协会大会(以及十年后两年一次的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举办地,当然是苏联官方文化机构深思熟虑的。塔什干是一座展示苏联发展成就和强大的地方历史传统的城市,即使是那些根本不愿意认同苏联项目的代表们也对塔什干留下了积极的印象。他们看到的不是另一个欧洲大都市——如果会议地点在莫斯科,他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大都市——而是一个高度多元化、主要是非白人的社会。此外,众所周知,乌兹别克人比俄罗斯人更友好、更好客。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苏联结束,塔什干(其次是阿拉木图、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埃里温、巴库和第比利斯)在非洲和亚洲文化代表团前往苏联的行程中占有很大比例。在塔什干亚非作家大会和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上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与会者对不得不前往塔什干见面感到惊讶。如果说他们了解西方文学或电影中的细微差别(nuances),那么他们对邻近的非洲或亚洲或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进程却知之甚少。周边国家毕竟不会相互交流,亚非作家协会和塔什干艺术节的雄心壮志就是要通过建立这种相互联系,挑战这些国家作为西方文化边缘的位置。

许多代表穿着美丽鲜艳的衣服,让塔什干人印象深刻。你不是每天都能在塔什干街头见到非洲袍子、印度纱丽。图中是乌斯曼·塞姆班和马杰蒙·迪奥普走在去开会的路上。苏联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讨论)了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化生产?Rossen Djagalov:这其实是本书故事中有点悲哀的部分。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文学作品被苏联出版社广泛翻译,但无法与西方文本的流行相媲美。我在俄罗斯的图书馆里遇到过不少苏联时期的复印件,完全是处女状态,书页都没有裁剪。特别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晚期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知识分子眼里,“真正的文学”只能来自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任何源自非洲或亚洲的文本都是先验的次等。

但也有例外:拉美文学大爆炸在得到西方认可后,在苏联享有巨大的知名度,日本文学也是如此。一些个别的作家,如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迈特和他的同胞、讽刺作家阿齐兹·内辛,在苏联读者中享有真正的、草根阶层的欢迎。另外,尽管在形成大众舆论方面颇具影响力,但来自两个首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并不是这些文学的全部苏联读者:有一些对去殖民化真正感兴趣的人和这方面的专家。据传闻,来自苏联中亚或高加索地区的读者对周边国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阿塞拜疆人对土耳其文学感兴趣,塔吉克人对伊朗文学感兴趣,乌兹别克人对来自阿富汗和印度的文本感兴趣。

在电影方面,情况有些不同:某些非西方电影,如印度的电影,在苏联观众中享有极高的人气。在苏联银幕上观看最多的25部影片中,有3部来自印度(这一类影片既包括苏联影片,也包括外国影片,既包括西方影片,也包括非西方影片)。有一部来自埃及,《白衣》(1975)。排名榜首的是鲜为人知的墨西哥片《叶塞尼亚》(1971年),观众人数超过9000万。这里的风格是关键:由于苏联很少生产通俗片(melodramas,字面意思是有音乐陪衬的戏剧),从西方进口的更是少之又少,对苏联观众来说,这种最受欢迎的风格的主要来源是非西方电影。

同时,第三电影——提高政治意识的电影,我们把它与拉美电影人如阿根廷人奥克塔维奥·赫蒂诺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在地下制作和放映的纪录片,或印度的莫利奈·森和塞内加尔的乌斯曼·塞姆班的完全合法但仍具有革命意义的虚构电影联系在一起——根本不受苏联观众的欢迎。这种缺乏大众观众兴趣的情况部分是可以理解的:这类影片因其类型很少受欢迎,至少与通俗片相比是如此。一些政治片被苏联购买了2-3个拷贝(基本上在莫斯科的2-3家电影院播放),作为对一个重要的左翼电影人的外交姿态。但往往连买都不买。苏联后期国家更倾向于与国家而非运动合作,对拿着步枪或摄像机的游击队持怀疑态度。

试图建立一个“与苏联结盟的第三世界文学领域”的做法是否奏效?它对第三世界主义(Third-Worldist)作家的著作本身产生了什么后果?

南非作家阿历克斯·拉·顾马、诗人Anatoly Sofronov和Rasul Gamzatov、吉尔吉斯作家钦吉斯·艾特马托夫(从左到右)在第五届亚非作家大会上,1973,阿拉木图。Rossen Djagalov:我们通常倾向于把冷战想象成两种平等力量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抹杀了各种第三世界,也夸大了苏联相对于美国或西欧的能力。即使在巅峰时期,苏联的经济也只占美国的一半。东欧苏维埃集团国家在经济上也不是西欧的对手。此外,美国、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网络,以及他们强加的语言和学校教育,使得新的去殖民化社会在文学等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结构性的依赖。同样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世界文学共和国的统治相当稳定。因此,虽然有崛起的第三世界的道德资本和苏联官方文化机构的物质支持,但这种打造一个囊括苏维埃集团和第三世界的文学领域的努力面临着更强大的力量,最终还是失败了。就像试图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用南-南和南-东贸易和政治联盟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或经济的第三世界以对抗西方一样。然而,这些努力并非没有结果:印度读者可以阅读非洲文学,反之亦然,来自三个大陆的作家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单一文化阵线的一部分,这要归功于亚非作家协会的工作:它们的大会、翻译倡议、文学奖和多语言杂志。就写作的形式后果而言,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已经说明了这一时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叙事所涉及的文学国族建设(literary nation-building)。此外,来自这些大陆的一些作家试图代表国际团结,与其他第三世界主义力量面对面,或者向苏联(或中国)等遥远的乌托邦示好。通过诸如拉丁美洲供应链小说这样的子流派,将矿山和种植园与本国首都的腐败政客、芝加哥和纽约的会议室联系起来,这种第三世界主义文学试图以想象力将其读者置于一个更广泛的世界体系中。

埃及作家尤素福·西巴伊在1973年阿拉木图大会上把莲花奖颁给乌斯曼·塞姆班。背景中是哈萨克作协主席。塔什干还举办了两年一度的亚非电影节。在这些文化联系中,电影有多重要?是否有关于第三世界电影的美学辩论?Rossen Djagalov:当被问及他从小说创作转向电影制作时,乌斯曼·塞姆班经常谈到他的家乡塞内加尔的文盲问题,这阻碍了后殖民主义作家对本国人民的表达能力。他把电影称为“非洲的夜间大学”。苏联的官方文化机构也逐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在他们将苏联电影网络扩展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作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这也是与他们在国外推广俄罗斯或苏联书籍的区别:利润。和文学不同,苏联电影在国外的收益(或外国电影在苏联银幕上的票房)对苏联官方机构来说是很重要的。Sovexportfilm——苏联在国外买卖电影的垄断者——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是贸易部的一个分支机构。

尽管如此,西方尤其是好莱坞在全球电影领域的统治力甚至比文学领域还要强。正如塞姆班和Sovexportfilm所发现的那样,在塞内加尔的电影院里很难放映一部非西方电影。从1968年开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电影人每两年在塔什干电影节上聚会一次,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国家电影业从制作到发行全部国有化。但这只会在那些明确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发生。

作为第三世界电影的主要节日,塔什干电影节可以让来自三大洲的电影人熟悉彼此的作品,更具体地说,是对拉美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三电影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电影对第三世界电影的影响有多大?为什么拉美电影人决定不走苏联主义的道路?

Rossen Djagalov: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在许多第三世界主义激进分子眼中已经失去了作为革命力量的大部分光彩。取决于他们的自信和实力,即使是亲苏的也越来越愿意挑战它,以便更好地对应自己的现实。许多左翼人士都在别处寻找灵感: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域,中国或古巴似乎是革命的真正所在。此外,如果他们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的独立斗争要有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仰望另一个超级大国,哪怕那是莫斯科的指示。所以,大多数第三电影制片人,特别是在运动的发源地拉丁美洲,拒绝在他们的电影或公开声明中向莫斯科致敬。

然而,如果不参考1920年代的苏联电影,不参考谢尔盖·爱森斯坦和吉加·维尔托夫,以及其他许多帮助发展政治电影语法的人,就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制作出参与性的电影。我研究了一个特别的类型——团结纪录片(solidarity documentary film)——从早期苏联时期到拉丁美洲的第三电影制作的演变过程。这些联系是存在的。然而,正如Masha Salazkina——她对苏联电影国际主义相对于第三世界的研究比任何人都多——所展示的那样,一些拉丁美洲的电影人否认看过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电影,也否认阅读过苏联电影理论,即使他们很可能看过。

Rossen Djagalov:没有了。苏联阵营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在1990年前后的结束,意味着这一地区以(半)边缘地位重新融入西方主导的文学和电影世界体系。在这个新的、单极化的“一个世界”中,曾经连接前第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流动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看看今天莫斯科的书店,我们不可能想象三十五年前它们还在销售大量的苏联翻译的非洲和亚洲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电影院里(疫情之前),连印度电影也完全消失了,好莱坞的主导地位近乎全面。今天俄罗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研究方面的专业知识,只是苏联地区研究机构所产生的知识的一小部分。例如,为了我的研究,我正在阅读多卷苏联时期关于非洲电影的学术著作。我可以自信地说,在俄罗斯,没有一个人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尽管非洲电影自那时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得益于一些受过苏联教育的电影人的工作,如塞姆班、苏莱曼·西塞(马里导演)和阿伯德拉马纳·希萨柯(毛里塔尼亚导演)。

进步出版社的旧楼,曾经每年用72种语言印刷2000多种图书。上世纪90年代初私有化后,出版社剩余的书籍和文献资料被新“主人”的“保安”烧毁在院子里,而编辑们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多年的作品在火中消失。这些并不是完全结构性的、非个人的世界系统性变革,在苏联集团走向终结的时候,俄罗斯和东欧知识分子的成员们急于索取白人的特权,他们的作用应该被记住。随着苏联在改革期间审查制度的消失,过去只有一小部分反苏异见者提出的边缘化观点——即第三世界是阻碍“我们”加入西方文明国家大家庭的落后国家——成为新一代民主政客的通用观点。改革期间的大众媒体从颂扬非洲人——与西方同行不同,苏联曾支持非洲人——转向赞扬种族隔离政府。今天,这样的遗留问题解释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今年夏天的“黑命攸关”抗议活动的反应,他们从反种族主义走向公开的种族主义。

Rossen Djagalov:赛义德的《东方主义》问世于1978年,此时亚非作家协会正进入衰落期。戴维营协议和随之而来的埃及地缘政治调整意味着总部设在开罗的亚非作家协会进入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时期,从此再也无法完全恢复。在1988年协会在突尼斯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上,人们感觉到,最著名的作家、运动的参与者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退出,没有新的作家出现。

事实上,第二世界威望的大幅度下降,以及“陷阱”和“暗杀”(如Vijay Prashad所说)削弱了第三世界的团结、信心和力量,这意味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生产者不再对莫斯科、第三世界主义力量、协会等共同努力抱有任何希望。1990年前后苏联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的消失,进一步巩固了西方作为全球唯一文化价值仲裁者的地位,它是一个创造和取消声誉的场所。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应该思考1990年代英美学术界出现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这方面,恩古吉·瓦·西翁戈从亚非作家协会的参与者和莲花奖(亚非作家协会颁发给亚非作家的文学奖)获得者到美国后殖民研究教授的轨迹很能说明问题。尽管这一领域的一些开创性著作是在1980年代写成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这一领域才被制度化,有了资金、中心、专业出版物和教学岗位。虽然今天的后殖民研究与亚非作家协会的作家或塔什干电影节导演论坛的参与者曾经做过同样的工作,谴责西方中心主义,支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生产者的工作,但这个领域是在西方学术机构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它避免了被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实用主义所玷污,但也与曾经活跃于第三世界主义斗争的活生生的社会运动保持了距离。

当然,差异甚至比这更深:第三世界主义阵营的革命言论让位于后殖民研究的老练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第三世界主义者和苏维埃人所面对的严酷的(新)被殖民者-殖民者的二元论被搁置,而代之以(自传和解构主义)对混合性的庆祝;对进步民族主义的拥抱,在话语上与苏联国际主义兼容,被后殖民对流散和跨国性的兴趣所取代。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家一直对民族持怀疑态度,因为民族曾构成早期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政治视野之一。他们对(后殖民)国家的批判性更强。早期的第三世界主义知识分子和苏联官方机构曾对国家寄予厚望:减少不平等,实现国家工业化,提升民族文化。然而,为了反思这种转变及其政治和美学后果,后殖民主义学者需要考察这个更广泛的历史,它超越了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甚至超越了万隆。

Rossen Djagalov(左)Selim Nadi(右)(Rossen Djagalov是纽约大学俄语助理教授,也是LeftEast的编辑集体成员。 Selim Nadi是巴黎政治学院和比勒费尔德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研究欧洲和美国工人运动以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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